一 同性戀理論及其發展
同性戀（homosexuality）這個詞，是由一名匈牙利醫生本科爾特（Karoly M.Benkert）於1869年創用的。 這個詞描述的是：對異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應，卻被自己同性別的人所吸引，也就是“一個人基本或絕對被自身性別成員所吸引”。
在西方同性戀理論中，性知識建構有一個很深刻的變化，那就是從醫學專家到政治化了的普通大眾。
首先要提到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海弗勞克·埃利斯及其《性倒錯》一書。
海弗勞克·埃利斯是性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先驅，被人稱為20世紀性啟蒙的開拓者。 他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是性變異中的同性戀（當時被認定為罪孽和變態）問題。 在1897年出版的《性倒錯》一書中，埃利斯提到同性戀的合理性，把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類、歷史、宗教和文學等方面的證據串連到一起，證明同性戀是一種普遍現象。 並對有關同性戀表現形式的固有觀念提出了質疑，否認同性戀之間的關係是效仿傳統的男性/女性關係，從本質上區分了同性戀與異性戀。
隨後一位重要的同性戀專家是瑪麗·麥金托什（McIntosh, Mary）。 她除了從醫學角度否定同性戀是一種疾病外，還呼籲人們不要再去研究同性戀是否是一種疾病，而要更多的研究同性戀種類。 “同性戀者應被視為在扮演一種社會角色，而不是患上了某種疾病。”她希望人們把同性戀者看作是一種社會角色，對其起源和變化進行歷史性的研究。1968年她出版了《同性戀角色》一書。 該書分析同性戀行為和種類的區別，這成為20世紀80年代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爭論的焦點。
1960年代，丹尼斯·阿爾特曼（Alteman Dennis）在《同性戀：壓迫與解放》一書中預見性的看到了身份多樣化及其所受的異性戀社會的壓迫。 在引言中，阿爾特曼聲明，該書關注的核心是身份問題，並且公開宣稱自己是以同性戀身份進行寫作的。 他以身份為研究重點，對同性戀者為什麼受到壓迫，這種壓迫機制是如何形成的，作了深入的分析。 他引入歷史和文化因素，來揭示同性戀態度和行為的身份之謎。
進入1990年代，一種全新的性理論“酷兒”理論(Queer Theory) 發展起來。 它是西方目前性政治中最活躍的部分，也是學術界最為鍾情的理論之一。
酷兒理論有三個重要內容，分別向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兩分法挑戰，向異性戀制度和異性戀霸權宣戰；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向傳統的同性戀理論和同性戀文化挑戰。
在論及異性戀機制構成之類的問題時，著名的酷兒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Judith)認為發展出一種“表演”理論，她認為，同性戀、異性戀或者雙性戀等其他行為不是來自某種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員一樣不斷變換角色的性別表演，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 對酷兒理論家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一種“恰當的”、“正確的”社會性別，也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別的文化屬性。
同性戀理論在近200年的發展中，一個主要趨勢是促成性別身份的多樣化，而理論家們的努力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性別身份的多樣化成為合理合法的存在。 現在，多樣的性別身份和多樣態的性活動已為越來越多的西方普通民眾所熟悉。
二
在中國，同性戀的歷史很悠久。
有人說，關於同性戀行為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雜說》中的“孌童始於黃帝”。 而《商書 伊訓》中有所謂“三風十愆”，“亂風”是“三風”之一，“亂風”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就是“比頑童”。 不過有人認為這兩種記載都不十分可靠，不足為據。
《周書》（又稱為《逸周書》，或汲冢《周書》）中也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的說法，宋代所輯《太平御覽》引《逸周書》，又作“美男破產，美女破居。”無論如何，這裡所說的美男，既與美女相提並論，是一個同性戀的對象無疑。 由此看來，中國的同性戀無論如何在商代和周代已經存在了。
但是，在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載中，並不存在同性戀這個詞，男同性戀者被稱為“馀桃癖”、“龍陽癖”、“斷袖癖”等等，女同性戀者被稱為“對食”，如《漢書》的記載：“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 ：'陛下幸宮 '。”
在明朝，社會形成了男性同性戀的風氣，尤其是明正德年間，出現了專門的男同性戀賣身的場所——男院，形成了京師、江浙、閩南三個同性戀中心區域。 在這三個區域中存在三種有代表性的同性戀關係：京師中的官員與小唱、江浙間的士紳與小官，閩南的契兄弟、契父子。
晚明的男風一直延續到清代，清代的京城出現了著名的相公私寓制，認同男性同性戀活動。
三 中國的同性戀文學
同性戀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種重要的性現象，具有以下特點：分佈廣，各國各時期都有；人數不少，約佔社會總人口的2%至4%；許多著名人士都有過同性戀的經歷。
由此我們可以相信，在歷史的長河裡，有著許多關於同性戀行為的作品存在，而這類文學作品在整個文學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中國歷史上的同性戀文學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以抒發和表達對同性戀愛情或對同性戀愛人的讚美等情感為作品主要內容；另一類以描述同性戀愛情事件為作品主要內容。
讓我們從現在開始，在漫漫歷史長河里以時間為橫軸，體裁為縱軸，尋找一直為人所忽略的同性戀文學作品。
同性戀文學的緣起，可以追溯到中國文學作品最初的作品之一《詩經》。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以上是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同性戀文學作品的描述，很可惜的是，上面對《詩經 鄭風》的見解，目前在學術界並未得到公認。
對歷史上所確認為描述同性戀愛情的最早作品，乃是戰國時我國偉大作家屈原的著作《離騷》。
同样的社会风气一直沿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魏晋时诸多名士多有男扮女装的，像魏明帝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以美男子而善敷朱粉、作妇人相见闻于世。 此外，一般豪富之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 如晋朝的富户石崇与王恺为了比谁富有，以娈童为赌注，或下棋比输赢，而输赢往往以娈童几百人计，这是骇人听闻的。
在这样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当时的同性恋文学作品就大量的涌现出来了。 较早的又较为著名的咏唱同性之爱的应该算晋时的张翰。 他作有《周小史诗》，一直为后来的同性恋诗人所津津乐道并加以模仿。 其诗云：
到了隋唐时期，男风仍然流传，但受社会风尚的影响，士大夫对男风之事多持鄙夷的态度，虽然社会底层多有同性恋的行为，但为之做诗歌咏之的事情还是罕见的。 到了宋朝，理学昌盛，对性的束缚愈加严重，至此，民间与士大夫阶级之间的差别也愈演愈烈，民间多有好男风者，而士大夫则对此决口不提，我们现今对唐宋之间同性恋作品的发现极少，即使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也是多散见与笔记小说中略微的提及。
繁荣发展——
明清士大夫多有好男风者，同性恋行为在士大夫之间非常盛行，因此明清时期关于同性恋的文学作品较前代大为丰富，同性恋文学在中国文学历史上也迎来了高潮（此高潮仅与同性恋文学以往的状况相比，非主流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在规模是始终缺乏可比性的）。
任何性活动和性文化的变化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到了正德年间，明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封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安定，生活比较富裕。 在这种情形下，明朝的学术思想开始朝着“灭天理存人欲”的方向发展，整个思想潮流经历了一个从心到身的全面解放过程。
王阳明、李贽等思想家著书立说，纵容私情私欲，为明朝的纵欲思潮推波助澜，同时也为同性恋风气的形成准备了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
王阳明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天理”不外于心而与心合一，从而开创了阳明心学。 其门生王艮则表示：“知修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已，不以已依于天地万物。” “尊身”就必须满足此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天地万物都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存在的。 他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是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悖离。
随后的李贽，公开背叛理学。 李贽认为，人应该顺从私欲而不应用理性扼杀私欲。 他据此反对当时的道德规范，并为许多历史人物翻案，如对卓文君不待父母之命私奔司马相如表示高度的赞赏。他还结合释道思想宣扬纵欲：“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
这种思想使得晚明士人普遍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解放，追新逐异，造成了晚明士人纵欲思潮的形成和泛滥。 思想上的解放为晚明男风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 这种思想解放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清朝。
此 外，明代严刑竣法，罪至流徙，则妻孥子女皆没入官，女的成为娼妓，男则成为'贱民'；比较面目姣好的，则拨充一些权贵之家作为厮役奴隶，或是由这些权贵家 庭出资竞投，因为他们本身的自由已被剥夺，而且一切皆隶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随便将他们加以享乐。 ……每逢一次大狱兴起，往往也就是购买娈童的机会。 这为高层施行同性恋行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而在普通士子来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可见明代男风在士子间的盛行主要是处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没有抵触；二是嫖妓女要花较多的钱，并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担；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时也无权过问。这样，男风就普及起来了。 而在清代同性恋的盛行一者是继承了前朝的风尚，一者是因为清朝刑律中有一条规定是官员禁止嫖妓，违者入狱。 而同性恋则成为这一时期一种合法的泄欲方式而得以在士大夫间流行。
在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的创作方面，受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小说代替了诗词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同性恋文学的创作也转为了小说为主，多以撰写同性恋爱情故事的小说为常见。
事实上，叙事性较强的同性恋文学作品最早应当是见于我国的史书。 在《战国策 魏策》里就有这样的故事：
“魏 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 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 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 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这个故事很有名，以致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之好”。这个故事可以看做是对同性恋的最早的文学性的叙述。
《南史本传》记载：“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甚昵。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避不往。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埋杀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
为了对方不再和自己搞同性恋，竟掘大坑要埋杀对方，这真是狠毒之至。 从古代至今有不少因失恋而杀人事，看来在同性恋这方面也是一样。 这也说明，同性恋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
而《南史》中这些短小精悍的文字，与同时代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可谓相映成趣，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时人的生活状态，单就文字而言，这些记载也与《世说新语》不相上下，可见其在文学上还是有着一定的价值的。
唐宋时期士大夫对于同性恋多持鄙夷态度，这一时期创作的同性恋文学作品也很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后世的以同性恋行为为创作素材的话本小说往往以唐宋时期知名的一些同性恋事件作为故事的题材。 例如《薛刚闹花灯》中描写长安一浪子薛敖曹“自幼父母俱亡，家私消耗，不务生理，唯有终日赌博，与一班光棍往来，因他有几分姿色，屡屡被人鸡奸。他吃惯了双皮，荡惯了街子，也不分皂白，凡僧道盗贼，概皆相好……”又说到“武三思见他生得白净，一时心动，是夜就叫他同睡。”
这便是取唐武周时一段著名的公案做的文章，武三思就是武则天哥哥武元庆的儿子，薛敖曹以后也成为武则天的面首。 这些人生活都很放荡，男人和男人之间，或是嫖人，或是被嫖，集流氓、无赖、浪子、男妓、嫖客于一身，这也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文学潮流的发展，大量的文人拟话本和文人创作的小说开始出现。 其中有不少就是讲述同性恋故事的，如上面所引用的《薛刚闹花灯》便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诸多话本故事之一。 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大有关系。明清时期男风盛行，狎优、蓄小官之风大行其道，甚至有男妓院。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描写男色的书籍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代的笔记小说也多少记录了有关的内容，连当时的一些色情文学也免不了在男欢女爱之外又加上些男欢男爱的情节，甚至于流传后世的经典名著都对这种风气有所反映。
在这些作品中因其全以同性恋故事为创作主题而分外引人注目的作品有以下一些：《弁而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品花宝鉴》。 其中《弁而钗》共分四集，分别以《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为题，各演一同性恋故事。 《宜春香质》分“风”、“花”、“雪”、“月”四集，一集叙一故事。 《龙阳逸史》是专门收集龙阳故事的话本总集。《品花宝鉴》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部描写狎优之风同性恋的长篇小说。 以梅子玉和杜琴言的神交情思为主线，写众名士与八大名旦的交往。 比较广泛的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狎优现象。
比较令人惋惜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同性恋文学作品中文笔优美的不多，社会和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 如《弁而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之类多属于猎奇猎艳的作品，虽讲述的是同性恋的爱情故事，《弁而钗》在主旨上反而以卫道士的角度对同性恋的行为有所批评，当然，纵观同时期内被封为禁书或未被封为禁书的艳情类作品，作者大多会在书中抒发一回反对这类行为的言语，大抵不过是为了减少道学家们对自己的批评而写的吧。 《宜春香质》和《龙阳逸史》则是猎奇类的小说，取前人中较闻名的同性恋故事作一传奇故事在艺术水准上并无什可说之处。 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水平上最高的是《品花宝鉴》，其书作为该时代的长篇小说之一，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文笔上均有所建树。 尤其《品花宝鉴》的写实风格，对我们研究该代的风俗人文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文人笔记小说流行，最著名的两部文人笔记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可见当时文人旨趣对同性恋并非持排斥的态度。
在《子不语》“双花庙”一节中记载了两个美少年搞同性恋，有个恶棍要奸污他们，他们抗拒被杀，邑人怜之，为之立庙。
《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里记载了同性恋者伶人方俊官年轻时在京师为官宦文士所痴迷到老却无人关心的故事，在记载中当时人倪余疆还为方俊官作诗慨叹“落拓江湖发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以为纪念。
当时文人做小说时多有以同性恋故事为题材的，就算并非同性恋小说的《红楼梦》中也有关于“男风”的描写。 这些都足以证明，在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已经开始有融合的趋势。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