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盧迪艷《小窺中國同性戀文學》
當今現狀——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當今現狀——
在1980年代，同性戀行為被視為禁忌，同性戀者會被當作病人或者罪犯抓起來。到了1990年代，同性戀者境遇有了很大的變化，在社會上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王小波、李銀河夫妻合著了中國第一部關於男同性戀人群的性社會學專著——《他們的世界》。他們對同性戀的處境充滿同情，王小波尤其同情那些“有自己終生戀人，渴望能終生廝守”的同性戀者。他認為，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 對愛情忠貞不渝的人總讓人敬重。而在他們之前的1992年，老作家蕭乾在《南方周末》發表文章《唉，同性戀》，呼籲正視同性戀問題。
經過學者以及同性戀者的努力，同性戀行為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一種禁忌，同性戀者也不再需要隱瞞自己的性取向，大都能夠坦然走出陰影，面對社會，展示自己美好的愛情。性別身份和性生活的多樣化在世紀末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現象，新的性別秩序似乎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初現曙光。在文學作品中，相應的出現了同性戀敘事。
第一階段
1980年 代初，中國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變革。當時剛剛走出“文革”的陰影。 “文革”，表現在文藝上，是強調具有男性性別特徵的革命和戰鬥，強調男性英雄形象的塑造，“在所有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 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樣塑造出來的人物必然是單面化即男性化的。這一時期作品中的女性都與政治任務相連結，性格剛勁有力，缺乏女性的性別特徵，也 就是說，都被政治化或英雄化了，八個樣板戲中的女性就是很好的例證。這一時期的作品基本上不寫個人的感情，個人的感情被融入男性英雄氣質之中。在這種情況 下，女性情感無從談起，更不用說女性之間的情感了。
文革結束後，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伴隨這場經濟改革而來的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各種現代思想和先鋒理論先後被介紹到中國，以至“在80年代中期前後，這些外來的文化思想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股不可遏止的理論新潮”。
經過多次文化的碰撞和融 合，思想文化界開始形成一種多元的局面。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並引起廣泛關注的。早在張潔、宗璞等人的創作中，就出現了較強女性意識。 隨著女性意識的加強，首先在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出現了一種異樣的現象，一些怪異的女性身影開始在文本世界中現身出來。
這些身影最早出現在張潔的《方舟》中。荊華、柳泉和梁倩三個人一起成長。她們結了婚，但是又先後離了婚。離婚後，三個人住在同一個單元，組成了一個“寡婦俱樂部”。 這並非完全意義上的同性戀，但從她們的行動上看，已經具有了一些同性戀的因子，或者說有 發展成為同性戀的可能。她們遠離男性世界，聚在一起，互相欣賞，彼此憐惜，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內容。她們的生存動力是同性之間非同尋常的友誼。她們結成同 盟，同心協力地對抗男權社會，爭取自身的解放。強烈的性別意識使她們追求重新做人，重新做自己，並喊出“為了女人，乾杯！”的口號。她們以鮮明的性別主體 意識從傳統的兩分秩序中現身出來，製造了女性生命的另類“方舟”，開始了性別身份建構的航程。然而，她們的現身又是籠罩在男性的陰影之中的。在《方舟》 中，荊華們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男性的幫助下完成的。她們希望能夠得到男性社會的理解，把希望寄託在濛濛等新一代男人身上，於是她們的主體性最終還是被消解 了。此外，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僅限於自身價值的實現和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儘管《方舟》開始展示女性的隱秘生活，描寫了失望的夫妻生活和女性之間特別的關 懷，有了女性相互支持的抗爭（帶有同性戀的因子），但最終還是走向了理想的男人――把自己隱蔽了起來。
差不多在相同的時間，王 安憶在《弟兄們》中表現了另一批新人。小說的標題就表明這是一群與眾不同的女性。弟兄們中的老大、老二、老三聚集在一個寢室，遠離男性，但最終還是各自嫁 給了男人，走向異性戀婚姻，儘管這種婚姻是沒有愛情的。以同性團聚始――現身，以異性戀婚姻終――隱蔽。
1980年 代的這兩個文本，還很難說是完整意義上的同性戀文學。新的性別意識的覺醒是不充分的，對男權社會的抗爭是軟弱無力的，回歸異性戀壁櫥是必然的。但是，不可 否認的是，這兩個文本畢竟透露了新的性別取向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女性獨特的魅力。這兩個文本的意義還在於提供了現身——隱蔽的敘事模式。這種敘事 模式在日後陳染和林白的作品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第二階段
陳染和林白的出現，在近二十年來的女性寫作中無疑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以至於有的研究者甚至把新時期女性寫作分為前陳染時期和後陳染時期。她們的作品描寫了一個女性奇異的隱秘世界，無論是倪拗拗的性幻想還是多米的自我滿足，都以大膽揭示女性的隱秘而令人矚目，同性戀慾望正是在這些隱秘的展示過程中表達出來的。
在《角色累贅》的那個505病 房中，就出現了一對同性戀者，作為旁觀的“我”對同性戀者的態度非常複雜，難以言說，她一邊批判另一旁觀者靳遠對同性戀者的蔑視，一邊覺得她們的性活動讓 她難受，她認可同性戀，但不能接受同性戀性行為，而她心目中的愛實際上是一種超越性別的愛：“我這輩子對別人說出'愛'這個詞的，大概只有一個人。那是我 十七歲的事情，說實在的，那是一種超出性別範圍的愛。”這實際上道出了陳染對愛情的看法：“因為愛情本身這個東西，和一個異性談戀愛，或者跟一個同性談戀 愛，實際上都是一個意思，都是一樣的。”陳染認為，兩性都可能產生超性別意識。這就從根本上瓦解了傳統的性別體系，消解了兩性性別差異的界線，在這種情況 下，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或者更複雜的男角女性化女角男性化都開始變為一種可能性存在。
林白是另一位明確認識到性別表演化趨勢的女作家，她雖然沒有明確在理論上提過性別身份問題，但她同樣相信長久的同性之誼，認為“同性戀很正常”。她的涉及同性戀的文本，對於性別身份的表演顯得更直白和執著。在《一個人的戰爭》、《瓶中之水》、《致命的飛翔》、《貓的激情時代》等 文本中，林白塑造了多米、李萵、北諾等一系列性別身份複雜的形象。她們受到異性戀社會的性別壓迫，而這種性別壓迫和性別侵犯經常與政治權力掛鉤，性與權力 交織在一起，試圖完成對女性性別身份的構建。而這些“犯了罪的女人”，面對異性戀社會，同樣在異性戀——同性戀——異性戀之間流動。
在短篇小說《貓的激情時 代》中，作家操縱著一個性別身份不明的“我”進行著敘事。車間主任通過一次對工人的優化組合，試圖完成對“我”的侵犯。這時，“我”的同性戀人貓出現了。 她試圖面對異性戀社會進行一次性別角色的表演，利用異性戀社會的性別需要來幫助自己的同性愛人。然而，貓最終無法忍受車間主任對性的需求，殺死了車間主 任，向強迫性的異性戀社會發出了最決絕的挑戰。
在生理性別上，“我”和貓都是女性，但是卻相互愛慕著，這種愛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同性愛，在性別身份上，它要比同性戀複雜得多。文本中有一段經典的對白可以說是一篇性別身份的宣言，是一種性別身份的現身： “你知道我最愛誰嗎？貓的氣息涼涼地吹動我細小的汗毛，使我有一種體貼入微的感覺。我說我不知道。她垂下長長的睫毛說，你把我想像成男的。我說你當了男的我就不喜歡你了。”
兩者對這場愛情中的身份 定位並不是一致的，貓渴望的是作為女性男角被“我”愛，而“我”作為“女性”，卻不願意愛男角的貓，她喜歡的是女性性別身份的貓，這就使得二者的性別身份 在這場愛情中變得模糊和無法確定。當多變的性別身份展示出來之後，異性戀社會期望人們能一個個對號入座，扮演自己的性別角色，維持原有的固定性別體系。面 對異性戀社會的壓迫機制，貓試圖進行一種表演，即按照社會需要的性別身份採取行動，模仿社會需要的性別行為與車間主任講和，用自己女性的身體為自己的同性 愛人換得工作崗位，這正是異性戀社會權力造成的性別表象：不存在同性戀者，每個女性都需要異性性愛。總而言之，在陳染和林白的文本世界中，出現了大量異質性的身份特徵，這些身份已經顯示出流動性和表演性，而這正是在異性戀社會機制的壓力下形成的。
第三階段
進入1990年代，性別身份模糊化、多樣化和超性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性別身份的多樣化與全球化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高科技的發展，世界市場的擴大，信息高速公路的開通，加劇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衝撞與融合。
在性文化方面，西方20世紀60、70年代的性革命影響了中國，改革開放又為中國人釋放身體慾望打開了方便之門，中國人在性和性別問題上表現得越來越寬容。性生活的多樣化是後現代主義多元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衛慧大 膽地稱自己的寫作為“皮膚寫作”，擺出一種與傳統決裂的姿態。衛慧想要人們從她的小說中體驗性的快樂而非焦慮，這體現了享樂主義和消費至上的原則。在這一 原則下，人物的身份更加流動，不同身份的人物兼有多種身份的人物都在為了享樂而盡情遊戲和表演。這裡不再有規避與逃離，規訓與懲罰突然失去了對象。在《上 海寶貝》、《慾望手槍》、《像衛慧那樣瘋狂》和《蝴蝶的尖叫》等小說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非常態的性的表達方式，出現了馬當娜、米妮、蜜蜜、阿碧、李非等 複雜人物。他（她）們大都面孔模糊，在怪異的性行為中進行種種不固定的選擇。他（她）們代表了一定的性別身份，但他（她）們的性別身份又是流動和模糊的， 我們無法對他（她）們的性別身份和性立場進行歸類，異性戀規範不行，同性戀“規範”同樣不行。他們的性傾向和性選擇與任何處於主流地位的性別規範和性規範 相悖離，而這，正是酷兒政治（queer politics）的特點。在酷兒政治中，酷兒並不指向某一特定的性別類型，而是指向所有逸出主流社會規範的性活動。酷兒不是一個新的固定“性別主體” 的標籤，不是單一、永久和連續性的“自我”，它是表演性的，可變，不連續，是由不斷的重複和不斷賦予新形式的行為建構而形成的。
在《上海寶貝》中，倪可 先是在一家雜誌社做記者，但很快就辭職轉到一家咖啡店，穿著露腿迷你裙做起了女招待――這一職業在傳統社會中被認為是十分下賤的，後來居家專事寫作。這種 身份的變化使得固有的關於社會地位尊卑好壞的標準被打破了。再看她周圍圈子裡的人物，他們都有著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地位：外企老闆馬克、白領女士硃砂、做 過多年“媽咪”的馬當娜、吃軟飯的阿Dick、高級編輯鄧、外國導演、黑客，等等。他們本身的身份也是變化的，他們合則聚，不合則散，聚時他們就一起進行各種社會身份和性行為的遊戲，對他們來說，生活就是在各種身份之間遊戲，“娛樂別人又娛樂自己，生活是一個大遊樂場，我們不能停止尋找。”
從張潔的《方舟》和王安憶的《弟兄們》裡的雄化的女性以及她們相互之間的愛和欣賞，到陳染和林白筆下那些既有同性戀又有異性戀的女性， 再到衛慧小說裡那些怪異的性行為，作家們對性及性別作了非同尋常的表現。儘管這些怪異的身影有時還隱蔽在壁櫥之內，沒有現身，或者走出壁櫥後又重新躲回壁 櫥，但是她們對越軌的愛有一種飛蛾撲火式的訴求，對自己真實的性別身份進行不斷的自我認同，縱使成了“犯了罪的女人”也在所不惜。她們希望通過對這種隱蔽 的性別身份的自我認同，來擺脫傳統性別角色框架帶來的累贅，建構新的性別秩序，為自己爭得合法地位。在作家那裡，則似乎寄託了這樣一種理想，那就是使性走向超性別，建立能夠包容流動多變性身份的性別結構，在這一性別結構中不再存在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兩分思維。
結語——
從古代到當代，中國的社會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性戀文學作品中的內容也隨之豐富、充實了很多。
通過對中國同性戀文學的分析，我們不能夠完全說清楚同性戀觀念與社會發展變化的具體關係，但至少可以說明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愈演愈烈的超越性別和性別模糊化趨勢，以及這種趨勢對男權話語中心、異性戀社會規範的解構及新性別秩序的建構的作用。
在當代文學作品中，同性戀作品內容出現兩個方面的重要變化：其一是各種性異端者自身性別身份的不確定。面對強大的異性戀社會壓力，他（她）們大多面對社會做出了種種表演，或者按異性戀的要求進行性別模仿，他（她）們一方面現身出來，另一方面又走向異性戀社會的壁櫥而隱蔽了自已復雜流動的性別身份；其二是對異性戀社會而言，同性戀者的現身給異性戀社會規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在更年輕作家的筆下，他（她）們不僅挑戰異性戀社會霸權，還挑戰傳統的同性戀正統觀念，這使得性別身份的表達有可能擺脫固有的同性戀/異性戀結構框架，也使一切性別身份都獲得了合法存在的可能。
文本中新生活方式和新性 別身份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問題。比如，性異端在文本世界中的現身會給我們的現實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在多大程度上會改變周圍人的生活和思維方 式？同性戀在現實社會中遇到的困難和他們對現實社會的反叛與文學中的表現是不是有差異？已經在文本世界中出現又隱蔽起來的同性戀敘事和作者個人的情慾、生 活經驗、寫作身份又是什麼樣的關係？.等等。而更複雜的研究還在於同性戀在以前的文本世界里為什麼長期沒有得到表現等問題，關於性歷史的研究需要大量的文獻閱讀和多方面的知識儲備，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取得成果的。
驀然回首，二十世紀已經成為過去，我們並沒有看到更優秀作家表現性別身份的建構這一問題。然而，性別身份的多樣化和流動化趨勢卻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這種趨勢，必將對人類的性別身份和思維方式帶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必將在文學中得到更多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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